这种法律不同于个人本位或私人本位的法律，也不同于政府本位或其他本位的法律，它体现社会化的要求，具有社会性的属性，贯彻整体主义精神，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和调整关系，以社会为本位，促进社会公共利益，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法律。

在战国后期，灋已经不再作为废使用，我想是与法这一概念本身的强势有关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其中的几个缺陷：第一，文史学和法学的讨论在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上存在分野，有待加以整合。

从西周至春秋金文中所出现的灋字来看，基本上以水、去、廌三个部分构成，其中水与去的位置并不固定，廌则一般出现在右边或右边偏上的位置。前文已论廌为善兽，根据今人对豸及豹、豺、貊等字的释义来看{25}，豸及豸属则当为猛兽，其类大抵在今生物学分类猫科、犬科狐属之中。据前文的论述，南方文化中一直有獬豸的神话存在。[29]因此楚文化，或者在更为广泛地范围上说，宗周文化之外的文化，是否存在着一个与中原所不同的法的观念的问题，对于解释战国文化中迥异于西周文化的法的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从上述讨论来看，西周时代对法的概念的使用，与标准之义有密切联系，与后世所谓的刑法或法典含义相隔较远，而与许进雄指出的佱字源上铸器型范与模套好的原始含义有关联，通过这种基本义向规范、标准的含义抽象和推广是可以理解的。

[23]不过也应该注意，这些铜器大抵是周王之封属所作，其铭文内容亦与周王有关。（2）上博三《恒先》李零释文第11简两者不灋，字形作*{50}。因为，互换关系只涉及短期合同，而合同作为一种持续性债务关系，相互关联的合同在人与人之间创设了一种十分密切的关系。

但对我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这只能发生在一种翻译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公共性质的环境法价值通过私法的语言被再造。当社会系统内部发生冲突时，将会诉之于法院并在那里予以解决，之后在社会系统内部还会以其他形态再次出现冲突，这仅仅是偶然的联系。法律合同并不是必须基于共同分享的依据，也不是必须基于对行为的正确确信，而是依附于基于曾经达成的合意之法律有效性这一规范性依据。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网络目的概念不能简单地直接引入法律中，而是应谨慎地与一个独立的法律范畴即合同结合重构。

这与传统教义学并非相距甚远，而后者总是追问实证法规范的内在正当性或内在理由是什么。可以推测，中国的法律文化完全不能采纳西方法律中的这一严格区分，而是通过某种方式将这一区分转化。

这是因为，在这些领域中每一个私人的或者更确切地表述为社会的规范，始终同时具有私和公的维度。之后，根据最新的司法判例，总部不需要再分配利益。双务合同本身并无特别之处。一方面，鉴定人须承担基于鉴定合同所产生的责任并与出卖人发生联系，而出卖人须支付费用。

  六、网络契约理论：从双务合同到合同结合 顾祝轩现在想探讨一下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著名的阿波罗案（Apollo-Fall, ZIP2003,2030）。卢曼曾特别提醒人们，必须谨慎法经济学所提倡的效率性直接杀入法律系统内部。私法是在国家提供的框架内使自我规制成为可能。而这样的关系已经变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产生了法律责任，或者持续性商业联系而形成了法律制度。

相反，德国民法典是在政治国家（Politischer Staat）和去政治化的经济市民社会（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样的二元秩序中诞生的，因此，德国民法典是一部被纯化的私法。它在法律中是否产生了真正的改变，还无法预测。

这是对契约网络（Vertragsnetzen）的一般性解释。该具体个案归属于网络参与者共同作用的团体领域，而不是仅仅归属于作为个体领域的总部。

文化塑成了习性上的同一性，因此，法律只能自我演化而不能从其他文化中有所汲取。这归因于法律依据的相互影响，即便违背了债务关系的相对性原则。与之相对，法律合同带来了一种优势，当合同行为不再符合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时，当事人仍然受到合同的约束，因为约束建立在约定的法律义务之上。这尤其表现在对私法一般条款的继受上。在系统之间松散耦合的情况下，继受其他法律的法律相对而言受到较为轻微的影响，原因在于它与其他系统的结构耦合如此松散，以至于没有产生特别的作用。与此同时，源自法律领域自身的，也就是对于约束性、对于权利和义务等的评价也将进入合同内部。

问题是，如何处置不确定性。此时并不存在合同，但却存在义务即先合同义务。

据此，可以从以上两种情况中做出一定的预测。请问，鉴定专家对第三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依据何在以及其法律构成是什么？与之相关，如果将第三人责任扩展到专家的契约责任的话，这是否意味着今后像会计师、建筑师、甚至证券分析师等专门以出售知识和信息为主的专业领域将面临更大的经济上的风险呢？ 托依布纳针对司法判决将第三人拉入契约内部，我依据另外的理由进行相同论述。

（3）社会维度（Gesellschaftsebene），指由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法律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全社会层面。可以说私法为此种反思成为可能提供了一个框架。

事实上，法律不仅同经济系统，而且同政治、科学、文化等系统发生密切联系。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当一种新的法律系统被移植进来后，与其既有的社会其他系统势必会产生巨大冲撞。1999年初，X察觉到了以上情况，随后向法院提起请求加盟店总部（Y）返还以上差额比例的诉讼请求。换句话说，我看到了法律合同的文化方面针对其他两个方面的优势，即针对单纯个人利益指向的经济行为，也针对建立在共同确信之上的行为。

但是，系统理论毕竟是一种社会学的观察角度，社会学观察要想进入传统法律教义学，在中国法学界尤其是在民法学者中确实还存在观念上的障碍，正如您所说的，这需要时间来等待。在此之中合同得以发挥作用。

此处，网络目的作为对一般条款的具体化的法律范畴而被引入，同时，它将自身相互对立的个体性和团体性之关系赋予法律上的约束力。这可能是一种法律文化如何引起转化过程的例子。

今天，当中国步入市场经济后，重新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很多人认为公法是调整公共领域的法，私法是调整私人领域的法，尤其是关于调整市场经济的法。但是，当私法成为自省法（Reflexives Recht）时，不是根据如果A，那么B模式或者命令和控制予以构造。

八、私法的社会学启蒙：是思想实验还是一场革命 顾祝轩您开创的通过社会系统理论对包括民法、公司法、经济法等在内的法律进行研究的新视角，称得上是一种崭新的研究范式。关键在于，众多平行的双务合同彼此存在内在关联性，只要这些单一的特许经营合同并不存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框架合同（Rahmenvertrag）, [3]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网络，而这又产生了不同的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就必须将鉴定合同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中。法律规则的演化与特定的生产体制存在密切联系。

但我们也听到在德国国内对网络契约论的一些质疑声。托依布纳鉴定制度既有公法维度也有私法维度，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诸如市场和竞争那样的经济制度，而是一项从科学中获得规范的专业性制度。

另一种观点的代表是沃森（Watson）。在持续性商事交易中，当事人更倾向于维持一种信赖关系，或者说更相信法律以外的制裁。

近年来，在中国法学界，法经济学式的外部观察在忙于借用经济学理论和概念来分析法律问题的同时，却时刻存在着放弃法律的自律性的可能。这是因为，经济性协调取决于各自评价自我优势的交互性。